草方格治沙要追溯到四百年前的插风墙

2017年6月，在甘肃省治沙所举办的“防沙治沙图片展”上，见到民间有插风墙治沙的做法，眼前一亮，心想这不就是草方格的前身吗？前不久翻出一册五十多年前的内部资料，其中两文介绍当时的民间治沙经验，感觉放到现在也不失其价值，遂决定重刊发表。其中一篇也谈到插风墙，因而认为若能证明插风墙是草方格的前身，也就有效串联了传统经验与现代科学，将大大提升重刊两文的意义。好在以前主持课题时查阅文献得知草方格由刘慎谔先生发明，还由着兴趣查阅了刘先生的经历，知道刘先生曾到过肃州（今酒泉市）并停留，极可能考察过甘肃沙区，并保存了有关文献，有这些基础，要搞清楚插风墙与草方格之间是否存在相承关系不会太难。

网上调查发现，草方格有两个诞生地，一处在辽宁章古台，一处在宁夏沙波头。近年的新闻报道中，两处分别报道当地治沙人发明了草方格。有人称，上世纪五十年代修筑包兰铁路，沙坡头治沙工人休息时插草墙扎汉字玩，一场大风过后，平铺的麦草沙障几乎全军覆没，麦草扎的草墙和汉字却保留下来，于是有心人便私下扎草围成长方形、三角形、菱形、圆形，试验治沙效果，最终发明草方格。也有人称，草方格是前苏联专家彼得罗夫带到沙坡头，后来证明这一说法欠准。1957年春末，彼得罗夫带来的是高立栅栏阻沙技术，他肯定了沙坡头当时正在试验的平铺草沙障技术，并试探性地用麦草扎了一片沙障，有带状也有格状的，离开时并未断定其效果如何。这些都是事隔六十年多的回忆，难以全盘接受，也不宜粗暴否定，但不可否定的是，文字记录证实，刘慎谔先生是章古台、沙坡头两地治沙的主要当事人，更联系着甘肃沙区的民间治沙传统。

翻阅以前保存的文献，发现刘慎谔先生到肃州的路线极能穿越甘肃沙区，知网查询又搜到几篇，仍然不见肃州之前刘先生是否考察甘肃沙区的任何记载文字。正无头绪之际，注意到文献称，刘先生的考察活动主要是采集植物标本，灵机一动：可以从标本记录中追踪刘先生考察行程。先在植物智网（中国植物志电子网站）“标本”版块用几种常见的沙生植物逐页搜寻，用了差不多一整天的工夫，果实找到刘先生在金塔县黑河岸边（沙漠绿洲）采集的标本，进而又搜到十来号标本，采集日期表明，刘先生在黑河岸边逗留六天之久。再查文献得知，金塔县早在1952年就组织过治沙活动，其中就有插风墙措施。从文献记载来看，在当时的金塔县，插风墙不是新事物，存在已久，被用于治沙运动，自然而然，无需大写特写。也就是说，可以基本断定，刘先生曾在黑河绿洲见插风墙，并结合自己的沙区考察经历和认识，形成自己独特的治沙思想，1953—1954年在章古台试验成功草方格，1956年把草方格技术又带到沙坡头继续试验。这样打通了全部关节，写论文不过探囊取物而已。

不巧的是，写作冲动暴起的时候，手头只有手机，于是打开QQ空间以私密日记的形式画字成文。画过一段保存，再画时打开发现有朋友查看了刚存的私密文字，原来保存失误没能加密。于是乎，干脆公开画出全文框架初稿。

昨天翻资料2019年保存的文献，又见到李鸣冈先生1957年发表在《林业科学》上的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固砂造林调查报告》，文中介绍，1956年7—8月参观甘肃酒泉、金塔、民勤三县治沙，在金塔、民勤见到插风墙技术。分活风墙、死风墙两种，活风墙由毛柳扦插造林成带，宽四五米；死风墙为挖沟插入芨艿草、红柳、毛柳干枝，属于压草固沙方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1953年，李鸣冈先生与刘慎谔先生共同创建章古台治沙站；1956年又奉命与刘先生创建沙坡头治沙站并主持治沙研究，1957年彼得罗夫试验草扎沙障时，李先生就在现场，当时还有刘先生的女儿刘媖心。很有可能，李先生是在刘先生建议下进行河西调查，而且顺序恰恰是酒泉、金塔、民勤，暗示刘先生谈起过酒泉、金塔的传统治沙技术。重要的是，李先生文章表明，1956年时金塔沙区确实存在插风墙传统。

下文就是当时的初稿，保持原貌，特此记叙。——2023-6-6行草于兰

草方格固沙治理包兰铁路沙理危害成效显著，举世瞩目，号为奇迹。插风墙固沙是甘肃沙区农民长期抗争沙害的法宝，借以顽强生存。播风墙与草方格固沙原理相同，都利用柔性材料和疏风结构削弱近地表风速，滤留沙粒并固定。劲风掠过疏散的沙面，在伯努里定律支配下，沙粒起动，占总数绝大比率的大沙粒滚动或跳跃前行，跳高<10cm，其余小沙粒会跳得更高，甚至成为浮尘随风吹袭。近地表前移的沙粒碰到柔性物质丧失一部分动能，劲风穿透疏风结构速度衰弱，起动沙粒的效能降低，大沙粒因而沉降下来，风沙过后，树木的背风面会留下一条沙舌，如同影子一般，就是枝冠滤沙作用的结果。插风墙的材料是树木校条，墙高一般50cm上下；草方格的材料是麦草或杂草，格栏高一般10cm上下。插风墙的固沙效果不如草方格，尤其辅助植物定居生长的效应低下，草方格则成为治沙造林种草的先决措施之一。由此看来，插风墙与草方格似乎存在技木上的渊源联系。

知网文献库查询得如，草方格技术的创建者是刘慎谔先生，最早在辽宁章古台试验，一举大见成效，继而把草方格技术和造林种草治理思想带到了沙坡头，但末见文献说明刘先生创建草方格的来龙去脉。凭刘先生的学识和创新精神，完全可以从0到1地独立创建草方格。就所见资料而言，刘先生在章古台试验草方格显得成竹在胸，几乎一击中的，显然对沙漠和有深刻理解，对治沙有深思熟虑。

刘先生早年留学法国，1929年在巴黎大学，以论文《法国高斯山植物地理的研究》通过答辩，获授理学博士学位，随之回国，受聘为北平研究院新成立的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兼专任研究员。1931年，刘先生参加“中法西北学术考察团”，5月17日从北京出发，经张家口、乌里乌苏（包头附近）、酒泉、哈密等地，8月到乌鲁木齐。考察团的主要目的是验证一种用于沙地的汽车性能，行程多在沙漠中，刘先生只能借途中因故耽搁之机采集标本、考察植物分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包头与酒泉之间，省民勤和金塔两处绿洲深入沙漠腹地，而绿洲则是沙区农民抗争沙害最激烈最顽强、经验最丰富的地方。

金塔的黑河绿洲、民勤绿洲均由内陆河伸入沙漠腹地而成，历史上均曾农牧交替，又均于明朝初年开始大规模屯垦至今。两地屯垦以来，沙害严重，埋压农田庄园，屯垦农民被迫奋起抗争，活理沙害。民勤县东西北三面被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包围，明朝初年设镇番卫，清朝雍正二年（公元1724年）改为镇番县，

民国17年（公元1928年）易名为民勤。民国据清朝乾隆年间撰修的《重修镇番县志》记载，天启七年（公元1627年），飞沙拥城至城堞，参将相希尹率军民搬移积沙，由于工程量大，且沙子容易流溢，操作不便，最终被迫放弃。另据《镇番县志补辑》记载，康熙三十年（公元1691年）“参将杨钧率军民五百人搬沙，以柴草插风墙一百二十丈”。可见，经过60余年的抗争，沙区农民从束手无策中摸索出插风墙这一措施。此后，当地农民不断发展完善插风墙措施，清末民初自发组织“柳会”“柴会”“风墙会”等组织,治理沙害（见《民勤广种“绿太阳”,顽强阻击两大沙漠“握手”》）。民勤县沙区农民在长期抗沙奋斗中，从搬沙发展为插风墙固沙，变被动为主动，再发展为风墙会进行有组织地民间治沙，从而在沙害的持续侵袭中顽强地生存下来。金塔黑河绿洲的历史记载较少，但在1950年就组织了大规模治沙运动，末经摸索直接调配柴草播风墙，说明当地插风墙由来已久，不是当地独创就是从他处交流学得。

现有文献都无法证明刘先生是到过民勤绿勤绿洲或金塔的黑河绿洲。好在植物标本记录着采集地点，足以证明采集者的足迹。

植物智网“中国馆藏植物标本库”搜索得知，1931年6月4日，刘慎谔先生在宁夏采集标本，6月6一11日在黑河岸边采集标本，标签记录地点为“甘肃额济纳河……”额济河今称黑河，采集人为“LiouT.N.”，是“刘慎谔”法文拼写的缩略。所查标本均藏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标本馆内。原来，1936年北京面临日冦入侵，刘先生为避免科研资料沦落，便率队举所搬迁到陕西武功，与当地的西北农学院合办西北植物调查研究所。1941年，刘先生随北平研究院南迁到昆明，原植物学研究所的标本因此留在武功，最终归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馆藏。植物标本记录证明，1931年6月，刘先生在黑河岸边逗留5天之久，应该留意到当地绿洲农民插风墙的现象，结合自己对沙漠植物的认识和理解，逐渐形成先固沙后植树种草的观念，后于1954年在章古台，结合当地实际，试验草方格固沙获得成功，很快转用于沙坡头大获成功。总之，从标本记录获取的证据表明，刘先生曾在有插风墙传统的黑河绿洲逗留5天，因此不能否定插风墙与草方格之间存在前后相承的渊流关系。